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将为文明互鉴注入新动力

　　中新社约翰内斯堡1月5日电 题：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将为文明互鉴注入新动力

　　——专访南非“哲理中非国际交流智库”负责人、汉学家谭哲理

　　中新社记者 孙翔

　　2026年，中非将迎来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年也被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从反殖民斗争的并肩作战，到新时代共逐现代化梦想，中非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国与非洲所有建交国实现了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中非命运共同体定位提升到“全天候”层级。

　　“中非关系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中非关系发展应该更多面向人民。”百年变局下，人文交流如何助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提供了怎样的治理启示？南非“哲理中非国际交流智库”负责人、汉学家谭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近日就上述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将这一特殊节点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有何深层意义？

　　谭哲理：从历史维度看，非中友谊植根于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如今，从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合作，再到中非合作论坛(FOCAC)等平台和机制，非中合作已进入科学化、成熟化阶段。

　　然而，这种成熟更多体现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如果缺乏深层的文化理解，这个“黄金时代”会比较脆弱；如果双方不了解彼此的文明底色，就无法建立新时代的深层次互信。因此，人文交流至关重要。

　　2026年不仅是非中建交70周年的关口，更是加强人文交流的契机。人文交流年及其相关项目，能让彼此在精神层面深度共鸣。只有互相的认识更深，合作时才更能形成共同目标。在地缘博弈与文明误读加剧的今天，人文交流就是维护非中关系长远发展的“防护林”。

　　中新社记者：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非人文交流如何助力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

　　谭哲理：当今世界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体系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整体性崛起成为最重要的结构性趋势之一。非洲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避免走西方现代化“以牺牲他者为代价”的老路，已成为全球南方的共同关切。

　　我认为，南中合作正成为整个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一种“典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合作框架。特别是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强调文明无论大小都有其独特贡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拆解。在这种平等文明观的指引下，非中人文交流不再是边缘话题，而正向世界中心移动。通过对话，我们正在共同塑造一种反对单边主义、强化多边体系的新叙事。

　　中新社记者：您一直主张发展道路应深植于本土文化。您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与非洲现代化？

　　谭哲理：这是一个核心命题。西方的国情与中国不同，与非洲也不同。西方的现代化曾长期以牺牲全球南方为代价，这种逻辑绝不能被“复制粘贴”。长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被视为“终极价值”，这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套用不适合自身的治理模式而落后。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向西方学习部分制度工具，但拒绝照搬其价值体系。“中国特色”，本质上就是将中国的文化传统、伦理规范，深度嵌入现代经济模式之中。

　　这给非洲最大的启示是：现代化必须被本土文化重新“包装”。尽管中国的制度结构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它成功实现了本土化，使之符合中国人民的需求与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嵌入”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符合自身文化的道路，才是行得通的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具体到治理实践，中国的哪些经验最能引起非洲国家的共鸣？

　　谭哲理：我认为中国的乡村振兴经验最具借鉴意义。非洲幅员辽阔，大多数人口仍居住在农村。然而，目前非洲许多地区的经济空间仍沿用殖民时期的规划，那些空间设计之初是为了资源掠夺，而非为了非洲人民的福祉。

　　如果将类似中国乡村振兴的路径在非洲实施，将会创造全新的经济空间和生产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了深圳的案例——从渔村到超级城市的转型，这就是“新空间”创造的经济奇迹。非洲必须在农村重新创造自己的经济空间，打破殖民留下的地理桎梏。

　　此外，中国“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与南非所强调的“人民至上”理念高度契合。人文交流年将让这些治理经验走出学术殿堂，进入两地民众的视野，让“共逐现代化梦想”的主题，通过一个个具体民生项目得到落实。(完)

　　受访者简介：

　　谭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南非“哲理中非国际交流智库”负责人、汉学家，致力于跨文化与文明交流研究。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斯瓦希里语研究硕士学位，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斯泰伦博斯大学、罗德斯大学等多所学府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超越身份的乌班图》等多本著作，担任《非洲—中国合作中的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一书的主编。他通晓包括英语、汉语、葡萄牙语、斯瓦希里语、瑞典语、祖鲁语等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