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名家坊｜金耀基：为何中国的现代化不会“没有传统”？

　　中新社香港8月5日电 题：为何中国的现代化不会“没有传统”？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

　　中新社记者 曾平

　　年近九旬的金耀基教授坚信，中国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条，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并因而倾尽毕生心血研究此问题。近日，在位于香港新界火炭的家中，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讲座教授的金耀基，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分享他眼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现代化有怎样的历史方向性？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有170多年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发起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早期现代化的目标是救亡图强，到“五四”时已经有新的想象，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化是有历史方向性的，基本是从农业文明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这么一路走来。政治层面，是从过去的帝国君主时代慢慢走向共和民主。最大的变化是在思想行为方面，体现在学校的教学中。清朝以前都读四书五经，这是一种求善的学问，当然也是了不起的。而在“五四”前后，由北大象征性地开始变成了以理性为主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学是求真的，现在任何一位真正的读书人都会抱着求真的观念去思考问题。

　　就中国内地而言，改革开放对现代化产生了极大作用，是“文革”之后的彻底反思。从历史脉络来看，改革开放让中国真正走上了百余年来一直要走的求富、求强之路。我认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运会，开启了新的历史转向，之后就出现了不仅中国历史，即便是人类历史上也很少见的根本性变化。首先，这么巨大、这么大范围的工业化，让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当中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这历史转折非常成功，令中国在201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可思议的。工业化以外，这几十年的根本变化还有教育制度、思想学术等，可以说是慢慢完成了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这样的全面发展过程。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教育制度的变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变化？

　　金耀基：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背后具有很深的意义。这让中国推动工业化在人才资源方面得到非常大的持续性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变化巨大。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学几乎处于停止运作状态，后来恢复了高考。到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在全世界已经排名很高。支持思想行为的学术力量，是整个现代化根本的要素之一。我写过两本书谈大学之理念，就是讲大学是现代化的一个动力，也是构建中国现代文明基本的、知识的根源。

　　中新社记者：为何中国的现代化不会“没有传统”？

　　金耀基：“五四”的时候，有人说要“打倒孔家店”，但我觉得那时也没有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新文学的胡适也有系统地整理国故。传统是非常多元、非常复杂、非常深厚的东西。有的东西不合时宜、不合时代，当然就不会延续，可是很多传统的东西是不受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逐步淘汰影响的。农业文明过去了，但是当中的某种文化、某种艺术表现，仍然超越不同文明阶段而留存下来，变成整体文明的永恒之物。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诗情画意可言。但是王维、陶渊明的田园诗反映了当时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展现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与关系，这种精神已经成为永恒，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追求那种形象和乐趣。

　　我非常看重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举止，看起来好像很现代，但传统是不知不觉地沉淀其中。而中国人在文化方面的创造性，不可能没有受到传统的影响。比如赵无极的抽象画，绝对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从他绘画所透露的深层意识，就可知他的思想根源来自中国的老庄。现在的东西取代了以前的很正常，但并不是说被取代的东西就没有比现在更好的，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现象。比如有人就觉得明代家具的艺术价值非常高。整体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有些传统渐渐远去，但有些东西却超越时空，作为一种资源被永远地留了下来。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的扩大？

　　金耀基：由20世纪初的清末开始，任何一位中国知识人、艺术家，必定面临思维上的冲击，即古与今、中与西。因为生活在当下，就能看到这些现象，当中有不少论战。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把西方进步的思想文化拿过来，但被人说是“完全西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确实不能全盘照搬、完全西化，但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一些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却是必须的，拿来后在中国慢慢积淀，也就变成了中国的现代化。

　　这在人文艺术领域表现特别明显。“五四”以来，中国的艺术世界出现变化，钢琴、小提琴、电影都是外国来的，但都已经变成中国的。今天中国的小孩去学钢琴，我们不会说是在学西方的钢琴。并不是说有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就没有了，因为西方文化一进来，会促使人们思索与中国本身相近的事物，那么有的人就开始弹古琴。就算是从西方过来的面包，我们也会想起中国以前的馒头也很好，会激发和挖掘人们对于中国传统事物的知识增长和思考。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大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复兴，这并非中国文化的退步，而是中国文化的扩大。

　　现在任何一行，中国都可以找出世界级的成功人物，科学家有杨振宁、电影人有李安等，诺尔贝文学奖我们也有人拿到了。回望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100年，有出现过这种文化表现以及审美文化的爆发式发展吗？没有。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中国文化的不断扩大。

　　中新社记者：您在香港工作生活超过半世纪。对于这座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有何切身观察？

　　金耀基：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到香港，到今年已经54年，这是我一生中待的最长的地方。我最后应该是老于斯、死于斯，香港已变成我最后的家乡。我认为香港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非常自由且非常有秩序，也因此成为世上人们交往的最好平台。这背后是因为香港是法治社会，在法律范围内绝对自由，法律之外个人要负责。任何人在香港做生意都受到法律保障，这里因而能够不断吸引人才和大型企业进驻，最终成为东方之珠。而东方之珠的意思就是东西方结合的地方。

　　任何有创见的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了解到，在香港做事都会借助中国传统和西方的东西，这里同时拥抱中国和西方，并且具备国际性。

　　我记得2000年左右，我在维港见过一个大型标志，画面是圣诞老人坐在一条龙上面，这是典型的结合东方与西方。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必须要有东西方互鉴的观念。古、今、中、西，这是我们生存的思维。(完)

　　受访者简介：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金耀基教授的中英文著作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中国文化与现代转型》《大学之理念》等。散文集有《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人间有知音》等。书法集则有《金耀基八十书法集》等。

　　在公职服务上，他曾先后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委员会主席、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政策组顾问等职，现为台湾蒋经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金耀基于1998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