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里士多德“重返”希腊，古典伦理学能为当代解忧吗？

　　中新社广州6月14日电 题：当亚里士多德“重返”希腊，古典伦理学能为当代解忧吗？

　　——专访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董波

　　中新社记者 郭军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6月9日至10日在希腊雅典举行。在技术与全球化双重变奏的当下，重返古典文明源头意味着什么？受邀与会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董波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现代生活的启示，以及中西古典文明对话的可能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此次世界古典学大会重返西方古典文明源头希腊爱琴海。您认为在当今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动荡的背景下，回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有何特殊意义？

　　董波：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举行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古典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在文明的源头与当代之间往返。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当代世界也可以是鲜活的。

　　如果我们设想亚里士多德活在当下，他会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成就感到惊叹，但也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很多困惑。我想突出的困惑可能是：你们现代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一点闲暇都没有！在他看来，很多人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了谋生获得必需之物，但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我们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这种好生活要求在实现了适度的物质条件后，尽可能减少对身体享受和获取财富的操心，而要更多地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灵魂上更好的人。

　　对现代人而言，亚里士多德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人如何实现德性上的完善，政治共同体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人类生活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当今时代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人的能力，却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中新社记者：您此次参会聚焦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维度，这一选择是否针对当前某种普遍性的伦理焦虑？

　　董波：当代道德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关注确实与当下的伦理焦虑有深层关联。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幸福即好生活不能依赖于财富等外在的善，它根植于德性，需要通过长期的习惯培养与理性反思来形成稳定的性情。关键在于，这种对德性完善的追求，内在于人性自身之中。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当代意义在于，首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可通过将追求有德性的生活设定为最高目的而提供人生的意义感。其次，它强调人不能脱离共同体而生活，而必然要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之中追求个体的完善。此外，它不像现当代伦理学那样立足于给出普遍的道德准则，而是强调在经验中培养实践智慧。所以，德性伦理学的标准就是好人、君子、有实践智慧的人。面对复杂处境中的道德选择，他不是套用既定的规则，而是设想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会怎么做，因为他的选择就是规则。

　　中新社记者：亚里士多德主张德性在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中道”。面对当前意识形态极化，这一思想能否为文明对话提供新范式？

　　董波：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并不是折中主义，也不是量化的算术平均数，而是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对象、以适当的方式作出恰当的反应。他认为，恶存在于极端之中，情感或行动上的过度或不及就是极端。维护一种观点并不是将它推向极端化，否则就会“过犹不及”地走向原来立场的反面。观念之争的偏激立场恰恰说明了实践智慧的缺失，人们越来越难以在复杂处境中做出有分寸的判断。具备了实践智慧的人不是生搬硬套正义标准或道德准则，而是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做出更好的判断。

　　因此，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虽并不直接针对当代各种新生的道德焦虑，但如果它仍然能够行之有效地塑造出具备实践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就可以针对当代新的道德挑战做出恰当的回应。文明对话同样需要这种实践智慧——承认差异，同时保持真正交流的意愿，在具体的思想接触中寻求相互理解与启发。

　　中新社记者：孔子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德性论有何相通之处？二者对“理性”在德性中地位的理解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中西伦理传统？

　　董波：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格都是成为有德性的人(君子)，他们也都终其一生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有德性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以美德为核心的成人之道，并且认为人的道德成长不是天赋使然，不是知识积累，而是习惯的养成。他们也都重视在具体情境中培养恰当的情感，并且认同礼仪、习俗和法律等外在规范在德性培养中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并不是冷冰冰的，相反，德性伦理学是有温情的：重视理性，但并不把理性与情感对立起来，而是用理性去寻找情感的适度状态。亚里士多德还非常重视快乐。他总是强调，求知是快乐的，做一个好人也是快乐的，追求德性也是快乐的。如果你做一件好事，但是无法从做这件事本身之中感受到由衷的快乐，你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德性的人，下次遇到同样的处境，未必能做出符合德性的选择。他强调，习惯的培养需要在具体处境中学会正确地面对快乐与痛苦，正确地爱与恨。这恰恰是今天稀缺的东西：目前的教育方式高度重视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却倾向于忽视这种塑造道德性情的情感教育。

　　如果说与孔子的差异的话，亚里士多德的特别之处在于，在重视实践理性的同时，他还强调哲学沉思作为实现理智德性的最高形态。好像仅仅做一个道德上的好人还不够，人还应该践行自己求知的本性，努力去探求自然的奥秘或者追问永恒的形而上学难题。

　　中新社记者：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儒家强调“伦常”。两种传统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理解，能否互补以应对现代性孤独危机？

　　董波：现代观念中的原子化个人主义植根于与共同体的对立关系的假设：个人在进入社会契约之前就已是完整的自足个体。亚里士多德则强调人与政治共同体的自然关联：人不是脱离共同体生活的孤立个体，脱离城邦的人不可能是自足的。人只有在城邦生活之中才能够追求德性的完善，也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友爱与正义，揭示了在人与他者的共同生活中二者的不可或缺。正义被视为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城邦必然依据某种正义的观念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但即使具备了正义，共同体生活仍然需要友爱。在他看来，没有朋友的生活不值得过。哪怕是短暂的、基于利益的友爱也包含着某种善意；但真正的友爱需要基于德性的共同生活。

　　孔子所强调的仁也正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展开的品质。伦常不是束缚个体的外在规范，而是个体德性得以实现的关系结构。

　　两种传统对今天的共同教诲是：人的好生活必须在共同体中实现。技术可无限扩展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却无法替代真正的友爱与共同体生活。真正让我们“天涯若比邻”的不是现代通讯工具，而是真正知己之间的彼此关爱。(完)

　　受访者简介：

　　董波，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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